秦汉时期,我国饮食文化发展得相当全面,浅

我国秦汉时期饮食习俗的基本情状，在先秦时期已发展得相当全面。在饮食结构上，有了主辅食之分，以五谷为主，蔬菜、瓜果、肉食为辅，并且以热食、熟食为主；在烹制方法上，普遍流行炙、脍、羹等方法；饮食用具的分工开始逐渐专门化。而秦汉时期的岭南，随着汉越交往愈益频繁，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原先进文化的传入，促进了岭南饮食烹饪的改进和发展。同时由于岭南地理气候环境和地方物产的丰富多样等的不同，岭南烹饪在改进的过程中渐显其独特的地方风味特色，其饮食烹调方法已发展到有羹、炙、炮、煎、蒸、濯等。对于女性在饮食习俗上的基本情状，可通过南越王墓及其他汉墓出土的烹饪器物和食物遗骸窥视一二。

首先是主食，稻、粟、黍等已经成为秦汉时期岭南的主食构成。早在新石器时代，岭南就已开始种植水稻。在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曾出土了粧型稻和粳型稻。随着秦始皇统一岭南和南越国的建立，农业生产经济结构迅速改变，水稻开始大面积的推广种植。在两广地区汉墓如广州市先烈南路大宝岗汉墓发掘出土了用于装粮食的陶仓、陶困等模型器，这些模型器都是干栏式建筑。这种结构，通风防潮，很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仓困的出现，也是农业发展、粮食增多的一种反映。

在一些墓葬中，尚存留着粮食作物的炭化遗物，如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现了有黍、稻、粟、大麻籽的碳化物。在广州一些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了已炭化成黑色的黍。尽管在南越王墓中没有发现粮食遗存，但通过大量出土的镭、锄、锻、镰、铲、劈刀、弯刀等铁农具实用器物，可以说明，农业在南越国时期是经济的主要支柱。在墓葬中发现大量禾花雀的骨骸，也说明当时广州附近的农业耕作已是稻田连片了，因为灌浆的稻谷是禾花雀的主要食物。通过这些出土实物，说明稻、粟、黍等已成为秦汉时期岭南的主食。同时，秦汉时期数十万北方大军南下岭南，而从先秦开始，五谷就成为北方人的主食，为了满足南下大军的饮食需求，五谷种植必将成为岭南农业经济的主要成分。

其次是副食，鸟兽蛇虫等本地动物是秦汉时期岭南人的重要副食。这些本地动物不仅有禽兽类，还有大量天然动物。南越王墓后藏室的陶器、铜炊器和容器中，有30多件器内有动物遗骸，还有果品等残留，其中以水产品最多，禽畜类次之。这些动物遗骸中有哺乳类的黄牛、山羊、家猪、竹鼠；鸟类的家鸡、禾花雀(多个体)；鱼类的水鱼、花鱼、黄鱼、鲤鱼、广东鲂；爬行类的花龟、鳖、虾；海产类的河蝶、靑蛆（0多个体）、龟足（多个体）、楔形斧蛤（多个体）、耳螺、笋光螺等。

同样，在广东澄海归山汉代建筑遗址中，大量出土了如水鹿、猪獵、鳖等动物遗骸和牡蛎、泥蛆、蓝舰、文蛤、棒椎螺、细角螺、齿纹蜓螺等贝类遗骸。岭南人以大量动物作为日常饮食的重要来源，与岭南的气候和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岭南地区遗址中，有不少是“贝丘遗址”，从其文化堆积层中，大量发现被食后一起的各种各类的贝壳，这是南越先民喜食蚌蛤的证据。而从南越王墓在出土的动物遗骸中，不难看出，这些动物在广东地区都有现生种，没有发现有非本地区产的动物，具有鲜明的珠江三角洲沿海动物区系的特点。

同时在南越王墓、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广东澄海龟山汉代遗址中出土的网坠，也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掌握了捕捉鱼类的方法。两千年前的广州（番禺）处于珠江口的位置，其地形地貌总的来讲是地势低平、河汉纵横、水网密布、岩礁林立、海岸曲折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夏长冬暖，雨量充沛。珠江三角洲地区江河网络发达，以珠江及其支流连接内陆和海洋，鱼类、贝类等自然物产丰富。

比如鲤科鱼类和龟鳖类都是典型淡水生物；耳螺、笋壳螺和河舰等软体动物，属于淡水与半咸水生物，主要栖息于珠江通往出海口的三角洲河口地区；青蛆、楔形斧蛤、龟足等是我国南方沿海常见的贝类。而禾花雀是侯鸟，每年冬至前后，从东北飞到福建、广东一带，啄食灌浆的稻谷。当时的岭南越人，正是掌握了禾花雀的习性，张网捕捉，再放在陶容器内用烧红的陶土粒和炭粒塢烤而食。

另更有越人把蛇、鼠等视为美食。《淮南子精神训》载：“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李昉《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三引《南楚新闻》说：“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筵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竽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捧竽而熟。”这些史书记载都反映出古代越族喜欢吃蛤虫鼠蛇及水产动物等，这种饮食风气是南越国时期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均喜爱的食物。直至今天，上述动物，仍被广东人视为佳肴。

除了大量动物之外，瓜果蔬菜也是岭南人的重要副食。南越国时期，岭南人已广泛掌握人工栽培瓜果技术，并大量培植。据《西京杂记尉佗贡献》记载，赵佗曾将岭南佳果——荔枝作为珍品进贡给汉高祖。岭南自古就为荔枝主要产地。作为汉初番禺属地的从化、增城、东莞是当时荔枝的主要产地。

三是烹调法。从南越王墓出土的食物遗骸中，显示出当时的人们对食物加工采用肢解、刀砍、烧烤、烘熟等方法。从出土情况看，猪、牛的肩胛骨，前、后肢都是肢解后再放入器物中的；肋骨则砍成几截置入；一些猪骨、牛骨、龟鳖甲板有烧烤痕迹；禾花雀的吃法与现在相同，即不吃嘴、脚、爪部分。保存下来的禾花雀骨骼中不见这几部分而其它部位保存较完善，说明了当时釆用这种吃法；在一些动物食品和容器内还夹杂土粒、炭粒，推测是烘烤食物所留存的。

而在南越王墓出土的烹饪器具如炊煮、烧烤、饮食器具等。其中以瓮、罐等储容器的数量众多，还有盛水的铜鉴、洗涤的铜匝、银匝和铜盆；饮食器有漆盘、漆案、漆盒、陶碗、陶钵、铜勺、漆耳杯、漆卮、银卮、象牙卮、金座漆杯、铜框镶玉盖杯、玉角杯等；藏酒器有铜壶10件，铜蒜头壶1件，铜紛4件,铜提筒9件，还有陶壶、陶提筒等；炊器有汉式鼎和越式鼎18件、大铜烤炉2件、煎炉1件，釜損1对、大小铜鑿10余件。另外还有洗、鎭、灯、姜嚓、防蚁挂钩等器具。

这些烹饪器具不仅数量多、种类齐全，器物的功能明确，如汉式鼎和越式鼎、大铜烤炉、煎炉、釜鍋、大小铜签等，体现当时的岭南人已经掌握了煎、煮、烹、烤等食物加工方法。姜磽的出现，说明古时越人还懂得用姜汁作为佐料入菜。而南越王出土的大量烹饪器具，也充分说明了古南越国发达的饮食文化。

总体来说，秦汉时期岭南的女性饮食文化是与岭南的饮食文化密不可分的，它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岭南先民们如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为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岭南地区文明进步的历史历程。